Chinese Union High Wenli Version (文理和合譯本)

1890年在上海舉行的第二屆「在華新教傳教士大會」（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；第一屆於1877年舉行）是中文《聖經》翻譯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。大會正式決議「和合本聖經」的翻譯工作。在「聖經唯一，譯本則三」（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）的大原則上，大會決定根據當時國內漢語的不同形式，將《聖經》翻譯成三個版本：深文理、淺文理、官話（或國語）。每部譯本的翻譯計劃各有一個執行委員會：兩部文言譯本各自成立十二人的委員會（五名英國人、五名美國人和兩名德國人），而官話譯本則由「十名來自中國官話通行地區的代表」組成。除了負責選出翻譯人員，執行委員會還訂定各譯本的翻譯方案，共有八項條款；前三項因應個別翻譯計劃而定下的特殊原則，後五項則為三個翻譯計劃的共同準則，其中有幾點是值得留意：

• 第四項規定以英文Revised Version（1881-1885，Authorized Version的官方修訂版）作為和合譯本翻譯的根據，若有任何差異，均按Authorized Version作出取捨；
• 第五項指出，為了謹守聖經惟一，譯本則三的原則，譯經人員必須在解釋經文的決定上，要與其他翻譯組達成一致的共識（此外，各翻譯小組也共同制定了十八條翻譯細則，冒求彼之間能達致最大程度的協調）；
• 第八項進一步說明，既然英國和美國聖經會對這三個翻譯項目提供經濟上的支持，翻譯完成后，兩個聖經公會將共同擁有和出版這些譯本，並自行採用有關 God 、 Spirit 和 baptize 的中文譯名，又可以按需要提供解釋性讀文、書頁、章首和段首、地圖與其他附加資料。（在經濟支持方面，蘇格蘭聖經會也有支助部分費用。）

在大多數情況下，每位譯者都有一個中國助手。然而，由於很多助手都不懂英文，所以他們很少有機會參與討論，亦無投票權。他們的職責僅限於修改措辭和更正語法，而且意見也不一定被採納，因為傳教士的傾向往往是要貼近原文或英文。現存的歷史資料甚少清楚交代他們的名字。在《深文理和合譯本》翻譯工作上，只有一幅於1905年開會期間拍攝的修訂委員會的照片，不單有西方人，也有中國委員會成員的姓氏（音譯）：他們是諸葛（Zhuge）、Guo、Zhuang和Zhao。Guo是惠志道的助手，也是惠志道的教會的長老，是唯一一個經常提到的人，而且在惠志道和他的差會佈道所的報告書中受到稱讚。

《深文理和合譯本》翻譯委員會由以下五位成員組成：

• 倫敦傳道會（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）的湛約翰（John Chalmers，1825-1899）主席，後由皮堯士（Thomas William Pearce，1855-1938）接替；
• 美國長老會（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）的惠志道（John Wherry，1837-1918）；
• 同善會（General Evangelical Protestant Missionary Society）的花之安（Ernst Faber，1839-1899），後由瑞士巴色會（Basel Mission）的韶潑（Martin Schaub，1850-1900）接替，再由英行教會傳教士羅為霖（Llewelyn Lloyd，1850-1931）接替；
• 英行教會（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）的慕稼谷（George Evans Moule，1828-1912），後由曾為倫敦會傳教士的艾約瑟（Joseph Edkins，1823-1905）接替；
• 美國長老會（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）的摩憐（Caleb Cook Baldwin，1820-1911），後由美國公理會（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）的謝衛樓（Davello Z. Sheffield，1841-1913）接替。

翻譯人員參考了當時幾個重要的譯本，包括《委辦譯本》（《新約》1852年；《舊約》1854年）、裨治文和克陛存所譯版本（1863年）以及高德譯的《新約》。事實上，新約部分的翻譯工作，主要是以《委辦譯本》為基礎加以修訂。

《深文理和合譯本》的「新約」部分於1906年完成，並於次年（1907年）出版，恰逢第三屆「在華新教傳教士大會」。在大會上，傳教士們一致決定把深、淺文理翻譯項目合而為一，作為深文理。隨後，文理舊約委員會成立。除了原來的委員會成員謝衛樓（主席）、羅為霖和惠志道外，還有禮賢會（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）的葉道勝（Gottlieb I. Genähr，1856-1937）和英國長老會（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）的安飽德（Patrick J. Maclagan，1865-1958）。《深文理和合譯本》於1919年初版，該譯本結合了1907年的深文理《新約》和後來譯成的《舊約》。

當時適逢白話文運動，社會提出廢除舊文學（文言文）、提倡新文學（國語），《官話和合譯本》（1919年）迅速成為國內的標準《聖經》譯本。然而，今天有許多讀者和中文《聖經》翻譯歷史方面的學者，仍然對文理《聖經》（如《深文理和合譯本》）的出版抱有極大的興趣。因此，以全數字化的形式把這些資源呈現出來，供大眾閱讀和使用，具有極大的《聖經》倡導價值。

參考資料：（1）Jost O. Zetzsche, The Bible in China: 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.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, Sankt Augustin - Nettetal: Steyler Verlage, 1999；中文翻譯為：蔡錦圖譯，《聖經在中國：和合本的歷史與新教在華傳教士譯經的高峰》，香港：漢語（國際）聖經協會，2002。（2）Marshall Broomhall, The Bible in China. Center for Chinese Materials, 1934；中文翻譯為：蔡錦圖譯，《道在神州：聖經在中國的翻譯與流傳》，香港：漢語 （國際）聖經協會，2000。